三溪乡有一个叫双井的地方，原来有一座小矮房，住着李子钦、王苏莲夫妇。1941年春，中共壶镇区委书记陈天印，以乡间货郎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的工作，经常往返于这一带。不久，李子钦被发展加入共产党。王苏莲也经常帮助跑腿送信。慢慢地他们家就成为了一处秘密交通站。

交通站来往的人络绎不绝，王苏莲倾其所有，千方百计不让到家的同志饿肚子。无粮下锅时，就把地里未成熟的南瓜、马铃薯、麦子等收回来，作为粮食给同志们充饥，自己却只喝苦叶菜汤。她经常抱着孩子在屋外帮同志们望风放哨。有同志患病住他家，就煎汤熬药，精心调理。

交通站事务日趋忙碌，李子钦又要经常出去活动。家中大大小小事务，就全由王苏莲照应。但不管多累，却从不耽误情报信件的传递工作。她有时抱着孩子以走亲戚为名，有时扛着柴担佯装上山砍柴，有时则背着蔑篓以拔猪草为掩护，不分昼夜，不避寒暑，孤身一人，从不影响信件的及时传送。

一次，王苏莲送一份急件去平坑口交通站。黄昏时分，途中有两个国民党兵突然窜出，横着枪厉声喝问她去哪里，干什么。她晃着猪草蔑篓若无其事地说自己刚去割猪草。还说自己是前面那个村子的人，前天还见过他俩来自己家收粮食。这一说反倒把这两个国民党兵说懵了。天色逐暗，他们在她的蔑篓里翻了翻就匆匆忙忙走了。王苏莲把急件送到交通站后，顾不得喝口水，随即乘夜摸黑返回家中。

李子钦后来成为三溪、仙居杨岸、下溪一带党组织和民兵的重要负责人。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派了一个中队到双井密捕李子钦。他们破门而入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楼上楼下全都搜查了个遍，没有找到李子钦。敌中队长恼羞成怒，对王苏莲拳打脚踢，问她丈夫去哪儿了。她强忍痛楚，怒目相对，但始终闭口不言丈夫去向。他们把她打得浑身乌青，嘴角流血，左锁骨也被枪托打断。敌人又拿来缝衣针刺入她的指甲缝。十指连心，王苏莲疼得昏死过去。敌人用冷水把她泼醒，又继续施刑，但仍然没有得到半字信息。敌人见此法不凑效，就开始软硬兼施，用好话、套话来套取想要的信息。王苏莲保持头脑清醒，沉着应对。敌人要对她施以“老虎凳”。看着敌人准备行刑的架势，她料知此番定是凶多吉少，但想到党组织的教育和丈夫的再三叮嘱：“即使死也不能连累同志，牵涉内情。”她作好了豁出去的准备，置生死于度外，任凭敌人一再催逼，都对不予答理。丧心病狂的敌人把砖头一块块的往她脚后跟上垫。王苏莲咬紧牙关忍着剧烈的疼痛，黄豆大的汗珠从额角上不断地冒出来。当垫上第三块砖头时，她又一次昏死了过去。

敌人在双井折腾了一整夜，什么也没捞到。王苏莲步履踉跄地被押往双井岭，怀里抱着周岁的女儿。被针刺过的手指激烈地痉挛着，疼得她两眼直冒金星。稍停立喘息，枪托柴棍便不分上下地打来。行至双井岭头，几个持锹敌兵正站在一个坑穴边。敌中队长把她推进穴里，满脸杀气地威胁她，如果不说出丈夫和共产党的情况，就送她母女俩一起上西天。“要埋要毙，随你的便！王苏莲斩钉截铁，面无惧色，毫不屈服于敌人的凶残。敌中队长气急败坏。顷刻间，土块沙石一古脑儿往王苏莲身上盖来。她感觉心口憋闷，呼吸困难，渐渐失去了知觉。

敌人又把她带到三溪乡公所。在乡公所班房里，王苏莲披头散发、浑身血迹，手指臃肿冒着血水，胳膊上被棕绳捆得留下了一道道青紫色的血印。敌中队长拿了一份“告发”材料，说她男人项子钦是三溪远近有名的土匪头，是政府当局抓捕的要犯，还说连她在内的家中大小，妻子儿女姓甚名谁，材料上都写得一清二楚，要她老实交待。王苏莲指出他们把自己丈夫、大女儿和小女儿的姓氏名字都写错，指责他们是在胡乱抓人，陷害无辜。敌中队长没料到这一着，一时不知所措，既抓不到李子钦，也拿不出真凭实据，又没有口供，一时骑虎难下。此时，缙云的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经多方营救将她保释出狱。几度磨难，苦海余生的王苏莲，虽然身心屡遭摧残，但斗志不衰，更没有沉沦，对革命意志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