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读
——写在刘英同志牺牲80周年之际
刘英烈士(1905—1942)
80年前的5月18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在永康方岩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7岁。他是中共浙江省委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第9位书记。“幼时不识路,今日上坦途。赤身献革命,决然无返顾。”这是1929年刘英参加革命时写下的诗句,也正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刘英从红都瑞金踏上革命征程,到长眠在永康方岩山麓,先后担任过红四军机关的会计、军需供应部出纳股长、军部文书,基层连队指导员,营、团、师政治主官,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浙江临时省委、浙江省委的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闽浙赣三省特派员等重要职务。
他在浙江长达7年多时间,其中有近半时间在浙西南工作、战斗和生活,写下了他人生中壮丽的篇章。
刘英与粟裕、叶飞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在浙西南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创立者。孕育形成“忠诚使命,求是挺进,植根人民”的浙西南革命精神,丰富了中国革命精神谱系,并为之增添了新的意蕴。
跟随先遣队 转战龙庆边
刘英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跟随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庆元、龙泉一带。1934年8月26日,先遣队到达庆元县龙溪乡岙里村。在村里,遭遇地主武装大刀会的阻拦,刘英带领政治部官兵进行劝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
随后,红军到达举溪(今举水)乡月山村,庆元县保卫团一个分队在村尾碉堡里驻守,政治部干部写了一封说明红军宗旨和政策的信,进行政策攻心,顺利通过村庄。红军取得濛淤遭遇战的胜利,开进庆元县城。
尽管几千人的队伍驻扎在一个小县城里,但红军所到之处秩序井然。
刘英组织政工干部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演“文明戏”,组织群众集会,宣传共产党北上抗日主张。他们处处保护市民的利益。群众家的猪被误杀,红军不但把猪肉送回去,还派干部上门道歉,并赔偿4块银元。见邮局关门歇业,就写上“保护邮局”4个大字,挂在邮局大门口。红军撤走后,邮局局长返回庆元县城,查看邮局内部情况后,向上级报告“此次庆局铁箱虽经匪徒撬动,依然无恙”,报告上虽称红军为“匪”,邮局局长私下却非常佩服这样的军队。
30日,先遣队在庆元竹口与国民党军遭遇,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胜利,史称“竹口战斗”。《红色中华》对这场战斗进行了报道,认为是先遣队自瑞金出发以来最为成功一役。见证这场战斗的一座廊桥——后坑桥,被当地群众称为红军桥。
先遣队进入龙泉县境内的梅溪(今小梅)、查川(今查田)、长安(今八都)、宝溪等地,刘英要求地方工作团:对关门的店铺、群众家贴封条、公告,禁止有非分之想的人趁机盗窃;买卖公平,群众出卖产品收到“红军标”随时到红军银行换回银元、铜钱,一元换一元,不打折扣。
9月4日,刘英跟随先遣队离开龙泉,继续北上。
先遣队所过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主张武装起来、北上抗日、反对卖国,给浙西南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率领挺进师 打开新局面
1935年初,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出来的先头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刘英任政治委员,与师长粟裕一起率部进入浙西南。
3月25日,挺进师占领龙泉宝溪乡溪头村,打死打伤国民党保安队队员20多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溪头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一仗,拉开了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帷幕。30日,刘英在庆元半岭村主持召开挺进师政委会,会议不采纳先到福建的建瓯、建阳、宁德、古城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见,而是要坚持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在闽浙边活动一个时期,以期打通与闽东之间的联系。
4月初,挺进师转战闽浙边,组织攻占了国民党保安部队在景宁沙湾的据点。10日,在景宁驮垟与浙江保安一团李秀部遭遇,红军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遭遇战。22日,挺进师在福建寿宁上村遭到闽保二团马鸿琛部的袭击,政治特派员姚阿宝等一个班的人员失踪。刘英为姚阿宝等指战员的安危担忧,组织部队多方寻找,及时分析总结上村遭袭的教训,那就是:打了几仗小胜仗而骄傲,放松了警惕。
红军到达庆元斋郎一带,刘英组织政工干部对大刀会会徒开展宣传教育。28日,斋郎战斗毙伤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还缴获轻重机枪、长短枪150余支(挺)和子弹无数,是挺进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典型战例,是立足浙西南的“关键性一战”。刘英认为,这次战斗既为开辟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开了一个好局,更展现了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随后,挺进师进入龙泉、云和和松阳。在龙泉取得了源口战斗的胜利,在云和的尖坳村宿营,在松阳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青帮”群众的欢迎和支持。“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刘英等挺进师领导与“青帮”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引发了不少感人的故事。
刘英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在古市等地开展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他重视游击战,与粟裕一起以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计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遂昌姚岭等多次战斗的胜利,粉碎、消灭了国民党保安团的“进剿”和一些地方反动武装。
为加强地方群众工作,刘英决定建立地方工作团。他们30多人按照刘英的要求,深入山村,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发展党员。
6月初,在松阳小吉村,刘英主持召开政委会,总结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宣传党和红军政策、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建立革命组织等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会上,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军分区,建立松遂龙游击大队。这次会议全面部署了根据地建设,为浙西南革命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开展游击战 建立根据地
小吉会议后,刘英与粟裕率领挺进师打败了国民党湘江省主席黄绍竑亲自指挥的士官教导团,使其“怀中利剑”发挥不了作用,也使一个多月来浙江保安团为主的“进剿”宣告失败。
7月初,刘英指示地方工作团在松阳安民乡高(石玄)背村成立中共竹溪区委和苏维埃政府。这是挺进师政委会在浙西南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也是挺进师开展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中旬,刘英与粟裕率领挺进师进入遂昌王村口,成立王村口区委。这标志着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遂昌王村口红军挺进师师部旧址
“八一”前夕,刘英主持召开政委会,决定“八一”前后在浙西南开展一次以“缴枪扩红”为内容的大示威。他说,我们举行大示威的目的就是向敌人显示红军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军事影响。29日,挺进师大示威誓师大会在王村口的天妃宫举行,刘英作动员报告。他与粟裕一起指挥了这次行动,挺进师袭击了多个县城和中心镇,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轻机枪2挺、现款数万元,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建设。
“八一”示威行动后,浙西南完全被热火朝天的土地革命运动所席卷,基本形成了以龙泉、遂昌、松阳以及江山、浦城等纵横百余公里为中心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随后,挺进师决定在遂昌境内的后塘村建立后方基地。8月19日,后塘乡苏维埃政府成立。这里还先后建立起包括军需物资供应站、军械修理所和伤病员疗养所等后方基地。26日,王村口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这些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喜讯,似春风吹遍了根据地的各个乡村,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里,松阳、遂昌、龙泉境内建立了上百个乡村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财产特别是土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刘英认为,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土地是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只有采取革命活动和措施,才能最大地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
按照刘英的指示,师政委会和浙西南特委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骨干力量较强的松阳玉岩、安岱后、斗潭和小吉等七八个村作为土地革命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铺开推广。
刘英亲自到田间地头,听取群众的意见,决定按人口进行分田。他认为,如果按劳动力分田,那些上有年迈老父母、下有年幼子女的贫苦农民,就不能很好地敬孝老人、抚养小孩,他们的日子就很难好起来。
按人口分田的做法很快就推广到浙西南广大地区。
卢子敬在刘英的鼓励下,带头在斗潭村分田大会上主动上交自家的田契,请与会村民确认后销毁。他还写了一首支持、歌颂土地革命的打油诗:“田里豆子开红花,红军来了笑哈哈。土豪劣绅都打倒,山林田地回老家。”
情系浙西南 抗战费心血
1935年9月初,刘英针对国民党调集大批正规部队进攻浙西南的情况,主持召开上田政委会,确定“敌进我进”的对敌策略。下旬,他与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突出重围,转战浙南,欲调动国民党部队,借以保卫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
敌人没有受挺进师主力的调动,而是血洗浙西南。刘英在回忆中深情地指出:“浙西南特委领导广大工农群众配合自己的武装部队与敌人绝对的优势兵力作长期的英勇奋斗,这是非常光荣的。”
刘英虽然身在浙南,心常系浙西南。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北上,刘英指导浙西南的统战工作,派得力干将吴毓作为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入驻丽水高井弄,为新四军北上进行沿途服务,介绍进步青年赴延安、皖南参加革命;派遣施平到庆元建立党组织,中途还几次派人指导庆元党的工作,在9个月的时间里,庆元发展了4个中共区委和一个特别支部,党员100多人。
1939年3月,刘英决定把中共浙江省委工作机关从温州迁到丽水。从此,他连续开启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在丽水指挥浙江党的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丽水市区的兴华广货号表面上是一家百货商店,其实是省委秘密交通站。刘英化名为王志远,以经商为名开展革命工作。
刘英领导骆耕漠主抓浙江抗日文化工作,推动浙西南各地创办报刊和开设书店,宣传抗日救亡。
骆耕漠按照刘英的指示,和党员张毕来一起协助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这是第一支由台湾同胞在大陆组织的武装抗日队伍,人数一度发展到200多人,成立三个区队。队员中有不少人懂日语,协助各地抗战部队收集日军资料和情报,并积极参与日语翻译和日军俘虏的管理工作。他们主要活动基地在浙江,活跃于东南各省,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瓦解日伪工作。刘英支持义勇队创办樟脑厂并在丽水设总厂,还指示在义勇队里发展党员,建立中共支部,直接接受他亲自兼任部长的省委统战部的领导。
刘英支持骆耕漠与路易·艾黎组建工业合作化组织,建立丽水油脂生产中心,举办工合技术培训班,推动抗日经济的发展。
共产党员张锡昌等人利用国民政府的力量,创办特约太平经济建设实验区。刘英支持张锡昌通过浙江省建设厅开展这项工作,他认为,开垦荒地不但可以组织群众发展农村经济,还可以进行政治革新试验。后来,在党组织和党员的支持下,浙西南还相继建立了七个经济实验区,这有利于摆脱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控制,更加主动地发展抗战经济、开展抗战工作。
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抗战工作期间,刘英多次有机会聆听周恩来的指示。他以省委的名义把周恩来的讲话整理成文,作出“学习贯彻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决定”,在全省党组织和党员中传达、学习和贯彻。
在丽水期间,刘英还通过省委工作人员滕雪凡指导温州“九柏园头事件”等不幸被抓捕的8名同志在狱中开展斗争。鼓励他们在狱中建立党组织,争取自由的斗争,还设法越狱等营救狱中的同志。滕雪凡一共7次探监,作为省委书记的刘英在秘密而繁忙的工作条件下,几乎每次都亲自过问探监情况,亲自领导和指挥狱中党组织的斗争。
刘英亲自组织筹备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布置党的“七大”的宣传和党代表的选举工作。26名各地党员代表全省18000名党员参加大会,成功选举12名浙江省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还选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常委,刘英当选为书记。大会通过了目前形势与浙江党的任务的决议,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职工、农民、妇女、青年群众团体的领导等一系列文件,内容异常丰富。
这次筹备在丽水、召开在温州的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浙江省委组织召开的仅有的一次代表大会,在浙江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英率领中共“七大”浙江代表到达皖南中共中央东南局报到,向项英书记等领导汇报浙江党的工作。项英等领导高度评价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和当前浙江党的工作。但此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根据要求刘英带领部分代表返回浙江。期间,刘英撰写《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后来经过多次慎重修改,在丽水厦河村完成了写作,留下了七万多字的宝贵历史资料。
隐蔽丽水城 鱼水情谊深
在丽水期间,刘英以兴华广货号百货店老板的身份开展革命工作。他与百货店工作的交通员老顾、小郭、王阿三建立了很深的情谊,处处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刘英亲自检查兴华广号百货店的布置,拍拍伙计们的肩膀,风趣地跟伙计们调侃,给他们作出许多具体的指示和要求:时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活动要隐蔽;东南局派来联系工作的政治交通员在这里联络,但不能安排在店里住;要注意做社交工作,与隔壁的商人要搞好关系。
在丽水城内外还有多处省委秘密工作机关和交通联络处,刘英都作了精心安排。
梅山脚绅弄口,名义上将其改建为交通员王阿三个人开办的家庭织袜工场,其实作为各特委负责人到丽水的住处。花园弄二号是中共党员黄景之租赁来的寓所,也是他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刘英经常在这里接洽省委交通员和各地特委领导,主持省委一些重要会议包括统战、宣传等会议都曾在这里召开。
面对严峻的形势,为加强与浙江省委的联系,东南局给浙江省委配发一部电台及机务人员。刘英亲自把电台委托给处属特委管理,对机务人员张子斌、杨萤等都十分关心和爱护,每次他们来送电文都热情地接见,经常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刘英关心张子斌成家没有,表扬他以革命事业为重;指导杨萤如何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他还安排新四军四师政委黄祖炎、秘书长李一氓的家属,先后秘密来丽水生产,关心他们的孩子在老区的成长。
丽水厦河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
刘英到丽水后从厦河村一处梨园边王玉坤家租了一幢小房子。他爱人丁魁梅描述过这处房间内的布置:“把斑驳的泥墙用白纸糊上,挂上双层的窗帘。在墙壁上挂着他写的一副对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显示自己是不问政治的清高之士。并贴着一幅他画的寓意深蕴的‘水中鱼乐图’,暗喻地下党员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刘英经常跟邻居孩子逗着玩,讲故事给他们听。邻居打骂孩子,烂脚的孩子无钱医治,他会去管,调解邻里关系,帮助小孩治好烂脚,还从城里买一双漂亮的鞋子给孩子穿上。房东王玉坤的孩子生了疮,刘英给他换了几次药就好了。
1941年春节将至,刘英与厦河村的乡亲欢聚在一起,非常热闹。他给各家各户写对联准备过新年,乡亲们对刘英的字赞不绝口。他还给房东的儿子王德云雕镂了一枚“高射炮击落敌机”的木刻,非常精致。
4月初的一个晚上,刘英带领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告别“兴华广货号”,与厦河村的乡亲们依依惜别,在大水门坐上蚱蜢船前往温州,投入到新的战斗和生活。
(吴利明 余群勇)